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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电捷通诉苹果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日期:2024-02-27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作者: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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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最高法知民终8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


上诉人某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脑上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西安某无线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某通信公司)、原审被告西安市某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的(2016)陕民初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22年10月26日询问当事人。上诉人某电脑上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缑*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被上诉人西安某通信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艾*、王*到庭参加了开庭和询问,法定代表人曹某到庭参加了询问;原审被告西安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某到庭参加了开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电脑上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为:(一)原审存在程序违法,应当依法发回重审。1.关于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告知程序。依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审判委员会委员属于审判人员,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审判委员会委员身份,当事人有权依法申请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第7条也要求各级法院,对于“依法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宣布审判委员会委员名单,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对审判委员会委员申请回避”。原审程序中,原审法院未告知审判委员会委员相关信息,且审判委员会成员发生过多次变动,但均未通知某电脑上海公司,导致某电脑上海公司知情、申请回避等相关诉讼权利被剥夺。2.关于审理范围和诉讼主体。(1)西安某通信公司主张的侵权行为和原审判决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不同,原审法院对其创立的新的法律关系及最终认定的侵权行为并未释明,也未进行必要听证。(2)基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所谓侵权事实,本案的适格被告本应是美国某甲公司,而非某电脑上海公司。美国某甲公司至少应被追加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二)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事实上,西安某通信公司一直与美国某甲公司签订有2028年到期的《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以下简称专利许可合同)、《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一)》(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一)、《专利许可合同补充合同(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二),双方时至今日仍一直在该许可合同框架下协商解决许可费纠纷,并已有生效的仲裁裁决。然而,西安某通信公司却在协商过程中单独针对销售方某电脑上海公司发起侵权之诉,涉及专利许可合同所包含的专利号为02139508.X、名称为“一种无线局域网移动设备安全接入及数据保密通信的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以期倒逼身为被许可方的制造方接受许可费条件。1.原审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记载了专利许可合同的授权期限至2028年12月8日截止的事实,却在“本院认为”部分否认被诉侵权产品在诉讼期间处于被许可状态,自相矛盾。2.“无许可费、则无许可”与“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2015年许可费谈判开始至今,美国某甲公司一直在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专利许可合同一直处于生效状态,被诉侵权产品也一直是被许可的产品。3.原审判决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并非“获得专利许可的产品”违反了“同案同判”的审判原则,侵害了某电脑上海公司的信赖利益和合法权益。(三)原审判决适用的侵权判定标准存在明显错误。1.关于侵权判定标准。针对“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的在先案例已经明确设定了多个判断要素,其中“实质性作用”是一个关键判断要素。关于“实质性作用”,原审判决的判断标准相较于在先案例被错误地放宽,将实施方法专利过程中使用到的辅助设备的辅助作用也纳入了“实质性作用”,明显缺乏合理性。2.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标准如果适用于后续的其他案件中,会导致现行法律规定被架空。(1)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电学或通信领域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必然涉及各设备中的数据或信息的处理和交互,符合帮助侵权要件的必要设备(或专用零部件)的相关数据或信息必然会在方法专利的实施过程中“一直有(被)参与”,原审判决所设定的侵权判定标准的适用范围明显涵盖且超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关于帮助侵权规定的适用范围。此外,原审判决的侵权判定标准既不要求提供专用设备的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也不要求以直接侵权为前提,并且也不要求直接侵权人共同参与诉讼,明显不当。(2)关于共同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定会被架空。原审判决错误地否认了在先案例中提出的“完整实施”的判断标准,在涉案专利涉及多个对等的物理实体的情况下,仅由其中一个物理实体的销售商独立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而没有考虑其他物理实体的提供方或控制方。3.原审判决适用的错误审判标准会导致专利权被滥用。原审判决错误地将“与被诉产品相对应的计算机信息(具体是被诉产品的验证证书)在涉案专利的实施过程中始终有参与”作为“实质性作用”的唯一判断标准。采用该错误审判标准,涉及的辅助设备即使仅仅提供辅助功能,也有可能因为其“始终有(被)参与”而被错误认定为具有“实质性作用”,进而导致上述辅助设备的制造商或销售商承担明显不合理的侵权责任。(四)基于现行法律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审判标准,某电脑上海公司并不侵害涉案专利权。1.本案系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应将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进行比对。涉案标准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或者“证书认证方式”两种平行的可选方式。涉案专利仅涉及证书认证方式,并不涉及预共享密钥方式。因此,采取预共享密钥方式的产品可以在满足符合无线局域网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标准的情况下并不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原审法院在没有确定被诉侵权技术方案的情况下,将WAPI标准与涉案专利草草比对,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本案被诉侵权产品并非使用涉案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对涉案方法专利的保护仅限于限制使用涉案专利方法。某电脑上海公司就被诉侵权产品仅存在销售行为,而从未单独或共同参与任何与涉案专利相关的使用行为,包括所谓的“固化”行为。可见,某电脑上海公司的行为并不属于200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十一条所规制的范围,不构成侵害专利权。3.本案中的被诉侵权产品并不符合在先案例中对“实质性作用”所设定的所有判断标准。因此,即使在本案中适用在先案例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某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也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4.参照与本案相关的“西安某通信公司诉丙公司案”二审判决的审判逻辑,某电脑上海公司没有侵害涉案专利权。(五)原审判决不考虑某电脑上海公司的实际行为,仅以“销售获利”作为侵害专利权的归责原因,严重违背专利法的法理基础。1.构成专利侵权的行为类型是严格法定的。对于不属于专利法第十一条规定范围内的其他类型的行为,即便与实施专利技术方案有关,也不会构成专利直接侵权。2.专利法规制特定行为的法律规则背后,是充分的立法考量和价值取舍,司法实践中应予尊重。3.本案中,原审法院用“销售获利”倒推专利侵权责任,超越了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原审判决明确认定本案中实施“固化”行为的主体是美国某甲公司(实际上是美国某乙公司),而非某电脑上海公司。对于某电脑上海公司所承担的专利侵权法律责任,本质上是依据某电脑上海公司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获利来确定的。这一归责方式显然已经突破了专利法对行为构成要件的要求。(六)被诉侵权技术方案实施的是现有技术。以某电脑上海公司二审提交的证据3-2和3-14作为现有技术证据分别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进行比对,结合关于下载证书的公知常识性证据,可以得出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无实质性差异的结论。(七)原审判决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停止侵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WAPI标准系国家强制性标准,侵犯专利权纠纷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并无适用基础。对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法律法规采取了特殊规定,尤其是在强制性标准涉及专利的情况下,对专利权人凭借强制性标准必要专利索取许可费的行为进行了严格的形式和实体限定。本案中,西安某通信公司从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涉案专利作出具体、诚信的“实施许可声明”,而只是声称其参与撰写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可能涉及其专利,并未载明涉案专利的任何信息。西安某通信公司在诉讼中提交了一份从未向被许可方(美国某乙公司、美国某甲公司等)出示过的2004年第44号《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及相关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实施的再次公告》(以下简称2004年第44号公告)。但国家强制性标准由立法机关授权相关行政部门制定,一经公布即具有法的效力。行政部门推迟实施属于对执法阶段的变通,延期实施并不等于取消,也无法改变标准的强制性属性。2004年第44号公告发布于2004年,而本案中用于确定被诉产品构成侵权的标准制定发布于2006年。2004年第44号公告并无提及、也不可能用于两年之后才制定发布的标准。退一步讲,本案也不满足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中支持专利权人停止侵权主张的要件:1.原审法院认定西安某通信公司*元/件的报价未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义务,属于认定错误。FRAND原则的核心在于许可费应当体现专利的技术价值和贡献,而非标准化带来的价值。西安某通信公司与多家被许可人签订*元/件的许可协议并不能说明专利价值,而更能体现标准化所带来的谈判优势和地位。2.美国某甲公司和某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并不存在明显过错。美国某甲公司在谈判过程中积极回应西安某通信公司的报价,提出合理质疑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某甲公司和某电脑上海公司就双方的许可费争议及时提出FRAND诉讼以及仲裁程序。双方也依据生效的仲裁裁决在沟通许可费具体确定和支付问题。3.原审判决认定西安某通信公司在许可谈判中不存在明显过错,属于认定错误。首先,原审判决仅仅审查了西安某通信公司的许可费报价以及其未向美国某甲公司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是否违反FRAND原则,遗漏了多项某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西安某通信公司存在过错的事实和理由,比如:西安某通信公司针对销售方单独提起诉讼并申请禁令,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行为,存在过错;捆绑非标准必要专利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FRAND原则的,存在过错。其次,就原审法院已经审查的事实,无论是*元/件的许可费报价,还是西安某通信公司拒绝提供权利要求比对表、多次拖延回应某电脑上海公司的技术质疑,都是完全不符合FRAND原则的行为。(八)原审判决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承担许可费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是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而非许可费纠纷。*元/件是51件专利及专利申请的一揽子许可的总费用,不能作为涉案专利这一项专利的许可费用。以51件专利对应的所谓FRAND费率*元/件作为一件涉案专利的许可费基数,于法无据。鉴于西安某通信公司在与美国某甲公司和某电脑上海公司2015年以后的许可费谈判过程存在明显的违反FRAND义务情形,无论某电脑上海公司在许可谈判中是否存在过错,本案都不应当要求某电脑上海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此外,本案属于侵权纠纷,惩罚性赔偿的基础是侵权人具有“主观恶意”。涉案专利作为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被诉侵权人并无选择实施或不实施该专利的主观自由,而是必须实施标准,否则便违法。在此情形下,被诉侵权人并无主观实施涉案专利的意思,更不用提“主观恶意”实施涉案专利。原审判决忽略了涉案专利本身属于实施国家强制性标准的必要专利的属性,忽略了相关领域实施方的公共利益,错误认定了主观恶意,并错误判罚三倍赔偿,严重影响了包括美国某甲公司在内的本领域标准实施方的公共利益。


西安某通信公司辩称:(一)原审程序合法,不存在应当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的程序违法情形。1.原审法院并无义务告知当事人该院审判委员会成员及其变更,以及对审判委员会成员申请回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的程序要求,未规定告知审判委员会成员或其变更的程序义务,原审法院也并非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故不存在剥夺某电脑上海公司回避申请权的程序违法之处。2.原审判决没有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西安某通信公司的诉讼请求包括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停止销售侵权产品,原审判决判令停止销售行为未超出诉讼请求的范围。3.某电脑上海公司为适格被告,不应追加美国某甲公司为原审被告。(1)原审判决的相关表述是指相对于不控制专利方法实施过程的移动终端(MT)用户,固化行为人是责任人,不能被断章取义地理解为美国某甲公司相对于某电脑上海公司是侵权行为的责任人。(2)某电脑上海公司既是被诉侵权产品入网许可证的申请者,也是入网许可证的持有者,参与了在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入网许可标识的制造过程,实施了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3)某电脑上海公司明知其未经授权,但仍销售被诉侵权产品。(4)西安某通信公司有权针对某电脑上海公司制造和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提起诉讼。(5)某电脑上海公司以其与美国某甲公司的侵权获益比,判断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或其与美国某甲公司是必要共同诉讼的被告,没有法律依据。(二)被诉侵权产品未获得授权许可。1.某电脑上海公司及美国某甲公司没有获得西安某通信公司的专利许可。根据专利许可合同的约定,假如美国某甲公司希望在2014年后继续获得专利许可,应当积极主动向西安某通信公司提出协商请求。然而,美国某甲公司经西安某通信公司四次催告才勉强同意启动协商,并在此后的谈判中极尽拖延。2.美国某甲公司未履行仲裁裁决,也没有做出任何想要积极履行仲裁裁决的行动。仲裁裁决作出后,美国某甲公司和某电脑上海公司仍然始终没有披露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量,也没有按照仲裁许可费率向西安某通信公司支付任何许可费。3.虽然西安某通信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之间存在专利许可合同,但在美国某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长达十三年持续违约、拒绝依约支付许可费的情况下,西安某通信公司有权对某电脑上海公司依法提起侵权之诉。(三)某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1.WAPI标准中的预共享密钥鉴别方式与证书鉴别方式均属于必备方案。2.如何获取证书并不影响对美国某甲公司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证书用于证明实体的身份,无处不在,由相关主管机构制作颁发,发放证书无需获得WAPI许可,涉案专利并不保护移动终端认证证书的获取过程。3.某电脑上海公司声称固化是美国某乙公司实施的,美国某甲公司没有实施“软件固化”,有悖常识,且与事实不符。(1)本案所指的“固化”显然不是美国某乙公司的“软件固化”或“著作权固化”,而是专利技术的固化。美国某乙公司从西安某通信公司获得的许可,是软件著作权许可,而非专利许可。美国某乙公司与西安某通信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明确约定了第三方客户在将产品进行商业销售时应与西安某通信公司签订独立的许可合同。(2)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主要用来存储单播密钥和组播密钥,以及利用这些密钥对通信数据进行加解密,以支持无线局域网保密基础结构协议(WPI)运行,并不用于执行无线局域网鉴别基础结构(WAI),和涉案专利方法没有关系。(3)美国某乙公司是芯片生产商,不是移动终端制造商,美国某乙公司不可能将其芯片加工组装在美国某甲公司的设备中,终端用户也不可能直接使用美国某乙公司制造的芯片自然再现专利方案,因此美国某乙公司制造芯片的行为不是原审判决所指称的“固化行为”。4.在移动终端中的固化行为构成侵权。(1)作为移动终端制造商的美国某甲公司通过对其设备中软件及硬件的设置,预控移动终端机械重演涉案专利方法,该行为即是原审判决指称的“固化行为”。(2)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涉及移动终端、无线接入点(AP)和认证服务器(AS)三个实体,三个实体的运行过程整体上全面覆盖专利技术方案。其中,启动机械重演的正是移动终端,移动终端设备一经提供给终端用户,终端用户就具备了根据自己意愿自主决定在特定时间自然再现涉案专利方法的可能性,终端用户在使用移动终端设备时,如果启用WAPI功能,就会启动该专利方法的执行,导致专利技术方案的机械重演,而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事实上是在移动终端启动机械重演后被参与到机械重演中。(3)涉案专利的发明目的之一是解决现有安全机制中由于移动终端不对无线接入点进行认证,而无线接入点的设置又易于伪造,导致无法有效保障移动终端安全接入这一技术问题。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多个步骤,包括无线接入点和认证服务器之间交互的步骤,都是实现发明目的的步骤。与现有技术中仅由无线接入点针对移动终端进行单方认证相比,涉案专利技术方案提升了移动终端的安全性。从技术角度看,移动终端方获得最大受益。5.某电脑上海公司不仅实施了销售行为,而且实施了制造行为。原审判决的认定符合(2019)最高法知民终14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不可替代的实质性作用规则”。6.某电脑上海公司提出的现有技术抗辩不能成立。某电脑上海公司逾期提交的证据对本案基本事实不具有证明价值,与被诉侵权技术方案也有明显差异。(四)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WAPI标准是否为强制性标准不构成对“禁令”救济的阻却。WAPI标准被延后强制实施后一直被视为推荐性标准,某电脑上海公司为生产制造而申请并获入网许可与涉案标准是否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无关。2.西安某通信公司是善意许可人,且从未违反许可承诺和FRAND义务。西安某通信公司早在《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颁布实施前十一年就作出了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承诺声明,在与美国某甲公司的谈判及具体许可过程中从未违反FRAND义务。西安某通信公司基于专利组合包进行许可既是双方协商一致的内容,也是业界的惯例,没有实施所谓的捆绑。3.某电脑上海公司不是善意被许可人。美国某甲公司及某电脑上海公司仅部分履行2010年至2014年的许可费支付义务,但拒绝履行2014年后的许可费义务。某电脑上海公司掌握被诉侵权产品的销量及相关账册,始终拒绝披露。相反,美国某甲公司及某电脑上海公司向西安某通信公司索要明显无关且不合理的文件,所谓“协商”均是恶意拖延。4.某电脑上海公司2019年8月9日提出的“履约担保”不能证明其具有“善意被许可人”地位。在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合同的前提下,所谓“履约担保”本身缺乏正当性,该“履约担保”数额与违约所涉数额严重不成比例,属于以象征性担保掩盖实质性违约的行为。5.原审判决判令停止侵权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标准必要专利而言,并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禁令”。由于“禁令”并不消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FRAND许可承诺或其效力,只要“禁令”相对人回归善意,即“自动触发”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的许可义务。因此,标准必要专利权利人并不能依据“禁令”获得市场排除利益。对于本案而言,美国某甲公司与西安某通信公司之间存在有效的许可协议,双方只要履行合同即可通过获得许可而解除“禁令”。但美国某甲公司在与西安某通信公司已经签订许可协议情形下,仅为履行合同就进行了十三年的“谈判”,在此期间某电脑上海公司和美国某甲公司持续实施涉案专利,面对生效仲裁裁决也未展现出履行的善意。在此情形下,对权利人给予“禁令”救济不但合法,而且必须,是遏制标准必要专利反向劫持的有效救济。(五)原审判决的赔偿数额合理有据。1.以*元/件作为许可费基础合理有据。涉案专利作为西安某通信公司许可的专利包中最为核心的WAPI标准必要专利之一,能够代表整个专利包的许可价值。西安某通信公司对一件和多件专利收取的许可费相同,不具有“捆绑”的动机。在业界的实践中,对任意单一专利估值也是不可能的。2.原审判决确定的损害赔偿合理合法。某电脑上海公司对*元/件的报价应明知,继续销售被诉侵权产品具有主观恶意。由于某电脑上海公司与美国某甲公司长期侵权带来的不良示范效应,直接导致西安某通信公司无法足额收取应得的许可费。原审判决以低于西安某通信公司请求数量的销售量作为赔偿的基础,按照*元/件的许可费乘以3倍计算得到的总赔偿数额合法有据。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西安某公司述称:某电脑上海公司的上诉请求及事实与理由都是针对西安某通信公司,与西安某公司无关,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西安某通信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立案受理,西安某通信公司起诉请求:1.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西安某通信公司专利权的行为,立即停止销售侵害西安某通信公司专利权的多个型号手机产品及平板电脑产品;2.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针对2015-2017年销售的A型号手机产品中的4000万台,2016-2017年销售的B型号手机产品中的700万台,以及2015-2017年销售的平板电脑产品中的270万台赔偿西安某通信公司经济损失1.5亿元,其中包括合理支出90万元。西安某通信公司保留根据某电脑上海公司侵权持续时间内的侵权产品实际销售数量对所遭受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增加索赔金额或另案索赔的权利;3.判令某电脑上海公司、西安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西安某通信公司创立于2000年9月,是全球领先的网络与信息基础架构安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十余年来持续致力于通信网络空间构建所必须的基础安全技术创新。西安某通信公司的核心研发领域之一就是无线局域网(WLAN)的基础安全问题。在长期投入研发的基础上,西安某通信公司于2002年11月6日申请涉案专利。除上述核心专利外,西安某通信公司还持续投入研发了一系列与WLAN安全相关的技术,并经过大量测试和产业化应用研究,成为WLAN基础安全技术领域全球仅有的两个标准中的新一代更加安全的成熟技术。与目前普遍使用的IEEE802.11i(Wi-Fi标准)安全技术相比,西安某通信公司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基础性的链路层(和接入层)的安全问题,使得此前容易发生的安全隐患(如用户信息被窃听、截取,或者传输数据被修改,诱骗接入假冒网络,网络被盗用或栽赃等)得到了很好的防范;同时,其在技术方面的客观优势使WLAN具备了更加安全、更易管理、更具业务增值点的能力,故在当前的新一代宽带无线网络建设中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西安某通信公司的技术从2003年起即成为我国无线局域网产业广泛采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