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文生图著作权纠纷裁判难点解析

AI文生图进入著作权诉讼后，真正棘手的并非技术是否参与，而是最终表达能否归因于自然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现有裁判的审查路径并不完全一致：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年“AI文生图”案认定涉案生成图片符合独创性要求，而2025年张家港市法院“蝴蝶椅案”则因原告未能证明对涉案具体表达作出独创性智力投入，未支持其著作权主张。通过分析多起典型案件，本文围绕司法实践中四个问题，梳理裁判思路与办案心得，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参考。

一、“实质性控制”能否作为AI文生图可版权性的认定标准

AI文生图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著作权法保护“人类创造性成果”，AI生成内容本质上是算法与数据的产物，不应以“控制”作为认定标准，直接否定可版权性；另一种观点认为，AI文生图的创作离不开人类智力投入，“实质性控制”能够准确区分“人机协同创作”与“机器自主生成”，应作为可版权性的认定标准。

综合比较来看，将“实质性控制”理解为独创性审查的事实判断方法，而非另设作品认定门槛。《著作权法》第三条要求作品是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提示词、参数和迭代次数本身并非独创性的当然证明，关键在于这些操作能否落实为最终表达中的选择、安排和修正。同时还要守住思想与表达边界，题材、风格和一般性提示词本身不能因进入生成过程而当然获得保护。在具体适用中，裁判方法应保持审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规范主要解决服务治理问题，不能直接替代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判断。“实质性控制”的价值在于帮助识别人类智力投入是否进入具体表达，而不能替代法定要件。此外，还应守住保护边界。既不能因使用AI即否定作品属性，也不能因输入提示词即确认权利，仍应回到独创性与具体表达本身。

二、缺乏明确控制证据时，法院应否受理此类纠纷

AI文生图纠纷中，原告常因未保留提示词文档、参数调整日志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实质性控制”，此时法院能否以“举证不能”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在实践中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实质性控制”是可版权性的前提，原告无法举证即意味着主张缺乏基础，应驳回起诉；另一种观点认为，证据不足属于实体审理范畴，只要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应受理并依举证规则分配举证责任，不能据此直接驳回起诉。

结合司法实践，不应采取直接驳回起诉的立场。首先，应依照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判断是否受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了起诉应具备的四项条件。在符合其他起诉条件的前提下，原告能否充分证明其对AI生成结果作出了独创性智力投入，原则上属于实体审理中的证明问题，不宜把实体证明不足提前转化为程序门槛。其次，证据审查应围绕“谁控制证据、谁更有举证能力”展开。创作者未保存原始记录，并不当然导致不予受理，但可能直接影响其实体主张能否成立。相关记录由对方当事人控制的，可依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审查是否责令提交；由案外平台持有的，可依法采取证据保全等措施。最后，对生成机制、电子数据真实性等专门性问题，确有必要时再借助鉴定或技术调查。这样的处理既守住举证责任边界，也会倒逼创作者形成保存提示词、参数、迭代版本和时间戳的证据习惯。

三、“实质性控制”的司法认定如何具象化操作

“实质性控制”作为抽象法律概念，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具象化认定，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实践中存在“主观判断”与“客观标准”两种思路：一种观点认为，控制程度的判断具有主观性，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自由裁量；另一种观点认为，需要建立明确的客观标准，避免裁判尺度不一。

总体来看，不宜预设提示词和参数次数阈值，而应围绕“人的选择是否进入最终表达”审查，可从三个方面相互印证：一是提示词及迭代。提示词只是指令载体，关键看主体、构图、色彩、光线等表达要素是否持续细化；包含1—2个概括性元素通常仍停留在创意层面；若多轮生成中不断增加、删除、替换表达要素，并能说明取舍理由，更能反映审美判断。二是参数、参考图及局部重绘等操作能否作为判断实质干预的依据。重点不在调整次数，而在操作与具体表达变化之间能否建立对应关系：参数变化后，人物姿态、画面布局、色调、光影等是否发生可解释的变化。三是过程证据与最终表达能否相互印证。重点关注原始生成记录、版本序列、时间信息及后期加工，判断最终画面中的构图、线条、色彩等能否追溯到自然人的选择和修正。三个方面均是证明路径，并非机械计分规则。

具体审理时，上述因素应整体观察，不能机械计数。尤其要区分“存在操作”与“操作形成独创性表达”。北京“AI文生图”案中，法院考察提示词选择、参数设置及持续调整修正，认为相关过程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并据此认定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而苏州“蝴蝶椅案”中，原告虽主张输入提示词、调整参数并使用垫图，但未能提交生成涉案具体图片的原始过程记录，法院难以认定其对具体表达作出了个性化、实质性的智力投入。两案差异说明，关键不在“操作多少”，而在能否证明人的选择进入最终表达。

四、不同控制程度下的裁判结果如何区分

根据“实质性控制”的程度不同，AI文生图的可版权性及保护范围存在差异，司法实践中需区分三种情形作出裁判，避免“全有或全无”的简单处理：

第一种情形：具备充分实质性控制（人的取舍已经落实为可识别的具体表达）。在具备作品其他要件时，可认定相关图片受著作权法保护。保护依据不在“AI参与多少”，而在人的独创性表达能否识别。裁判仍应审查权利归属、权利范围及被诉行为；未经许可、落入权利控制范围且不属法定例外的，再依法确定相应民事责任。赔偿数额可参照传统美术作品的计算方式，结合作品的创作成本、市场价值、侵权情节等因素确定。

第二种情形：人的独创性贡献可以识别，但范围有限。是否构成作品仍应结合整体表达判断；即便达到独创性要求，保护范围也只及于能够归属于自然人的具体表达，不延伸至题材、风格、一般指令或公有领域元素。侵权比对时，应先剔除不受保护部分，再判断被诉内容是否利用受保护表达并达到实质性相似，不能简单按“控制程度”给作品分等级。

第三种情形：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最终表达包含自然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此时对著作权请求不予支持，理由应落在作品要件和证明责任上。其他请求权基础仍须分别审查：被诉行为另具混淆、误导等扰乱竞争秩序情节的（而非仅仅存在未经许可的商业使用），可依反不正当竞争法判断；涉及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益的，亦应依法审查。不能因著作权请求不成立就否定其他权利，也不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著作权保护“兜底”。

五、办案总结与建议

AI文生图相关纠纷是数字时代出现的新型案件，其审理既需要坚守著作权法的核心精神，又要适应技术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办案实践，有三点心得与建议可供分享：

一是坚守“人类创造性”底线。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著作权法保护的始终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AI只是创作工具，这一核心底线不能突破。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始终聚焦“自然人是否注入实质性创造性劳动”这一关键，避免将AI自主生成的内容纳入保护范围。

二是把技术问题还原为案件事实。AI文生图涉及模型版本、随机种子、提示词、参数、参考图和后期加工等环节，法官不必成为算法专家，但应明确哪些技术事实影响法律评价。对电子数据真实性、生成过程等专门性问题，可依法借助鉴定、有专门知识的人、技术调查官等机制查明，避免以技术术语替代证据判断。

三是加强裁判规则的引导作用。通过发布典型案例、加强裁判文书说理等方式，明确“实质性控制”的认定标准和举证要求，引导创作者规范创作行为、保存相关证据，引导AI平台优化操作记录和存证功能，推动形成“创作者规范创作、平台合规运营、司法公正裁判”的良性循环。

总之，审理AI文生图案件应警惕两个捷径：把“使用AI”等同于没有创作，把“输入提示词”等同于完成创作。稳妥的路径仍是回到作品要件，从证据出发识别人类智力投入是否形成可保护的具体表达，再依权利范围、侵权比对和责任要件逐层审查。技术会变、模型会变，但以事实和法定要件为中心的裁判方法应保持稳定。